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文化对国民性的影响(转载)

炳连富

　　-经典文摘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对国民性的影响这个问题具有特别关注的必要，不仅因
　　为它在整个明代中后期社会中都十分突出，而且它更因为它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以来文
　　化，成为关系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问题之一。比如近代以来人们早就指出的中国历代的所
　　谓“革命”，不过是造就了一次又一次“无赖横行”的机会，而这种“革命模式”又必然对中国向现代
　　社会的转型产生极大的制约：
　　吾尝见某氏著论，至崇拜张献忠，以为是我往者革命之雄。鸣呼，悖矣，夫张献忠者，残
　　忍酷害，几于非人，……历代鼎革之例，一夫倡义，百夫揭竿，挟篝火狐鸣之技，托真主王气
　　之言，所谓抱帝王思想而革命者，则始无拯民水火之想，心中更扰嚷因时势以就功名。其不久
　　败亡，民之福也。其大欲遂偿，人乃益困，是则无赖之横行耳，乌可以辱庄严宝贵之“革命”二
　　字哉！
　　鲁迅也曾说：“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国
　　人习惯于以张献忠、李逵式的造反定义革命的内容，实则这多是阿Ｑ式的“革他妈妈的命”以及
　　一时得势后的“大欲遂偿”（抢东西，欺压小Ｄ、王胡等人，霸占小尼姑等等），然而更关键的
　　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只能对这种流氓性的行为加以崇拜，甚至像《阿Ｑ正传》着意刻画的那
　　样，国人普遍将这种文化心理作为自己国民性的重要内涵？
　　为了说明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流氓性”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中受到崇拜
　　和乃至被神化的过程和原因。
　　由于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阐释比较多地局限于儒家伦理、礼乐制度等等正统的形
　　态，所以许多人对于“流氓性”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受到崇拜与神化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可能还
　　很陌生。其实，正如本文开头引述现代政治社会学家所指出的，流氓性这种反文化与礼乐制度
　　等等正文化之间的并不总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势同水火，相反，倒是它们经常的相互支撑和补
　　充构成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性。
　　说道流氓性受到国民的敬畏乃至宗教式的崇拜，则有必要涉及这种宗教崇拜产生的根源。
　　宗教学研究指出：“恐怖创造了世上的最初的神”；“宗教基本上是以恐惧为基础的。……恐惧是
　　整个问题的基础。”这一原理在宗教崇拜最初阶段的例子为人熟知，比如先民对广大自然力的
　　畏惧导致了信仰领域中一系列的自然神（山神、水神、旱魃等等）的产生，这种多神崇拜的信
　　仰传统也一直为以后的中国文化所继承。同理，而当社会的进化使政治权力更加集中，以致使
　　人们强烈感受到这种社会化势能的强大压迫而又始终无力将其摆脱时，也就会按照“恐惧造
　　神”的原理而将自己深深畏惧的社会势能加以神化和崇拜，以期祈福和免灾。而流氓性在国民
　　心理中的威势，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而世代积淀而成的--《论语》中记鲁哀公向孔子的弟子宰
　　我询问祭祀神明的形式和意义，得到的回答是：“周人所以要用栗木为神圣的神树，目的就在
　　于使国民由此而想到应该在神明的威势面前敬畏战栗。”而这样一种的国民信仰心理的生成机
　　制，在后来的千百年中恰恰是通过包括专制社会中的流氓文化而不断得到强化的。
　　能够说明上述规律的例证很多，比如国民在塑造和崇拜仁德爱民的帝王和神明的同时，又
　　只能对专横的权势者恭顺有加，于是那些以凶残暴虐著称于世的人物非但没有在神界受到惩
　　罚，反而恰恰因其专制权力的滥施和横行无忌而在神界也获得了同样的权威。例如在秦王朝因
　　其暴政而倾覆很久以后，秦始皇的亡灵依然没有失去其巨大的威势，所以汉代在长安附近依然
　　建有秦始皇祠，而且民众对之的信奉亦极为虔诚，他们甚至认为：如果有人事前不斋戒洁身就
　　前往秦始皇祠，则会引起因神明震怒而降下的疾风暴雨；再如董卓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位以凶残
　　无道、杀人盈野著称的专制帝王，然而在他死去三百年之后，许多人仍然诚惶诚恐地为他建祠
　　堂供奉香火；类似的例子又比如：同样以凶残诡诈、草菅百姓而著称的曹操、苏峻等权势人
　　物，都被后来的民众虔诚地加以供奉祭祀。
　　具有流氓性的人物在专制体制中可以通过流氓手段为自己攫取超常的权力，他们也就对国
　　民的权威主义信仰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强势的诱导，因此与专制权力的膨胀结合在一起的
　　流氓性，可以非常直接方便地转化成为国民心目中崇高的神权和神性。典型的例子比如：南朝
　　时，小吏出身的佞臣吕文度以奸黠谄事齐武帝，遂平步青云，竟而独专朝廷兵权，同时他也就
　　被世人封为上应星宿的神明，以至于朝廷中执掌天象的衙署经常以夜空中代表最高武官的那颗
　　星的明暗来推测吕文度的吉凶；再比如嗜血成性而又受到皇帝信任的武夫桓康，每到一处都肆
　　意杀戮抢掠，于是江南庶民对他畏惧如虎，不仅以他的名字威吓儿童，而且更认为：桓康的这
　　种凶残无道使他具备了祛病驱鬼的神力，所以百姓们就把他的像或是画在寺庙里供患病者祈求
　　救护、或者直接画在病者的床头，而这样做的结果总是使患者的疾病立愈。
　　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传统社会中专制权威巨大威慑力量对国民信仰心理的
　　长期作用，所以在明代社会以前很早的时候，流氓人物的威势就具备了十分直接而方便地转化
　　为国民信仰权威的路径。遵循这样的生成逻辑，所以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更进一步衍生出大
　　量依靠掌握凶恶的力量而升格为万民膜拜对象的神祇。比如北宋著名学者沈括所记：关中地区
　　的大众因为螃蟹形状凶恶而认为它具有使疫病望风而逃的法力；而南方每年祭司瘟神时，则一
　　定要由能最充分地体现其凶恶性的流氓恶少作为瘟神的仆役而簇拥其神像招摇过市；甚至国民
　　塑造出来的鬼神，其心理特征也是在畏惧官府的印信（惧怕政治威势）的同时，又惧怕屠夫和
　　恶人。同时，广大国民更将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具体地固化为“蒋神”、“五通神”、“泰山三
　　郎”、“草鞋四相公”等众多品行恶劣、甚至四处扰坏民居、奸淫妇女的流氓神，历代不绝地加以
　　普遍的宗教崇拜，并赋予这些流氓神以极其巨大的权力和威势。又比如隋代大将韩擒虎威猛强
　　悍，手下士兵放纵不法，所以他不仅生时为世人畏惧，而且民间宗教也在他死后立即崇奉他为
　　掌管万民生死的阎王，并且流传着韩擒虎临终的遗言：“生为上柱国（“上柱国”是当时品阶最高
　　的武官），死作阎罗王。”不难看出，韩擒虎在现世和神界的双重权威，有着鲜明的均衡同构
　　的联系，而这种同构联系又是作为他临终时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总结、作为人生和宗教的“终极
　　价值”而提出的。
　　政治文化和信仰领域中的上述机理，当然又直接或者间接地会反过来大大地促进现实领域
　　中人们以各种极端的反文化和反社会手段，最大限度地追逐权力和极端狭隘的私利、最大限度
　　地促进流氓文化和流氓心理的发展。很早的例子，比如汉代的主父偃“学长短从（纵）横术，
　　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傧，不容于齐。家贫，假贷
　　无所得”，这种境遇迫使他完全放弃了对常规伦理和政治规则的服膺，转而将依附权力而纵横
　　捭阖之权术的意蕴发挥无余，所以他一旦得到汉武帝的信任，马上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欲
　　望，并且用最明确的语言宣布自己倒行逆施的人生哲学：
　　……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说偃曰：“大横！”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
　　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烹）
　　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这个著名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一种迫使下层社会的成员只能通过千方百计攫取专制权力而
　　改变自己身处底层厄运的社会机制，是如何为“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的流氓哲学之发展奠
　　定了基础。所以类似的伦理准则在以后历代，都一直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环境的滋养，比如：
　　（北齐时高昂）长而俶傥，胆力过人，龙眉豹颈，姿体雄异。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
　　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与兄
　　（高）乾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父翼常谓人
　　曰：“此儿不灭我族，当大吾门，不直为州豪也。”
　　后来高昂的开府封侯、专横于朝，当然证实了“不灭我族，当大吾门”的流氓道路在政治体
　　制中的超常价值。又比如上面提到的韩擒虎临终所说“生为上柱国，死为阎罗王”的警句，被唐
　　代的流氓进一步发展为“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阎罗王”，并奉为他们的人生的第一准则。
　　前文指出，伴随着中国传统的权力社会在宋元以后进入发展后期，流氓文化也相应地由前
　　期主要的下层游民以暴力公开挑战权力阶层，转入以讹诈、欺骗、乞赖、放刁等等主要以社会
　　弱势群体为欺凌对象的各种巧取和软性流氓行为激增的时期。而现在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由
　　于具备了上述国民信仰机理，所以与流氓文化在宋元以后的演变相表里的，是流氓文化在广大
　　国民心理中的普遍化，这也就是本节所讨论的“流氓文化的发展对国民性的广泛影响”在这一时
　　期的现实存在。
　　上述发展趋势在明代社会文化中当然有着极为广泛的表现，除了我们在上几节中举出的一
　　些例子以外，又比如明代小说中大量描写的几乎无官不贪、无僧不淫、一涉钱财交易必有谋财
　　害命之类的故事等等；而与此相互呼应并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无数市井人物为了蝇头小利而机
　　关算尽、与邻为壑、巧取豪夺、营私舞弊。由所有这些行为共同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使损人
　　利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通则。对于这种最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和行为准则，人们做了一系
　　列精彩的总结，比如：
　　于今交道奸如鬼；
　　古人结交在意气，今人结交为势力；
　　眼孔浅时无大量，心田偏处有奸谋；
　　试看人情翻手变；
　　人心本好，见财即变。自古道得好：“白酒红人面，黄金黑世心。”
　　古人结交惟结心，今人结交惟结面。……九衢鞍马日纷纭，追攀送谒无晨昏。座中慷慨出
　　妻子，酒边拜舞犹兄弟。一关微利已交恶，况复大难肯相亲？……这篇词，名《结交行》，是
　　叹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平时酒杯往来，如兄若弟；一遇虱大的事，才有些利害相关，便
　　尔我不相顾了。真个是：酒肉兄弟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还有朝兄弟，暮仇敌，才放下酒
　　杯，出门便弯弓相向的！
　　与明代上层的流氓政治以及市井流氓的谋财害命等等恶行相比，这里描述的全社会性
　　的“于今交道奸如鬼”、“一关微利已交恶”可能在局部的恶性化程度上有所不逮，但是在更普遍
　　的文化意义上、以及在对整个中国文化和国民心理走向的影响方面，却是更为致命痼疾--顾炎
　　武曾评价明代后期全社会充满欺诈风气这种现实在社会史上的意义是：“此皆一代之大变”；稍
　　早于他的李贽则说得更为透彻：“天下无一事无假，……又何怪乎道学之假也”；“原来今日却是
　　妖魔世界也。”由于流氓文化的蔓延和泛化，作为整个社会内在支撑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蜕
　　变到“无一事无假”的“妖魔世界”的程度，于是这个社会向着光明方向进化所必须依藉的一切基
　　本的良性资源和机遇，当然也就被最广泛而彻底地连根铲除了！
　　同时，社会价值体系的这种完全逆向化的发展，使得整个民族对“智慧”的定义也就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发生了蜕变--它由本真意义上的对未来和美好事物的颖悟睿思和勤勉追求，变成了
　　面对权力和财富时巧取豪夺的诡诈和机心，变成了对一切社会规范和文化积淀的嘲讽。这方面
　　的例子比如上文所举出的拟话本小说中对贾秀才等人凶残狡诈手段的赞赏；又比如，在冯梦龙
　　对千百年来国人“智慧”进行归纳和理论总结的专门著作《智囊》中，其褒扬的对象就明确地包
　　括了那些充满诡诈和机心的流氓手段：
　　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鸡鸣狗盗，亦备奇闻。……虽奸猾盗贼，谁非吾药笼中硝戟？
　　这种可以将一切极端无耻的反文化都纳入“智慧”范畴的价值体系的形成，显然是以明代流
　　氓文化在国民信仰中的空前泛滥为背景的。而冯梦龙在定义“智慧”时，特别强调了“术”在其中
　　的的巨大价值和意义，这也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国民信仰心理和价值体系的这种蜕变：
　　冯子曰：智者，术所以生也；术者，智所以转也。不智而言术，如傀儡百变，徒资嬉笑，
　　而无益于事；无术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炫执辔如组，运辑如风，原隰关津，若在其掌，一
　　遇羊肠大行，危滩骇浪，辄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颠且覆者几希矣。蠖之缩也，鸷之伏也，麝之
　　决脐，蚺之示创也，术也。物智且然，而况人乎！……婉而不遂，谓之委蛇；匿而不彰，谓之
　　谬数；诡而不失，谓之权奇。不婉者，物将格之；不匿者，物将倾之；不诡者，物将厄之。鸣
　　呼！术神矣，智止矣。
　　他如此直白露骨地申明权谋骗术不仅是人们为了保命全身而从众多狡黠的动物那里承袭来
　　的生存手段，而且更认为“（权）术”之极致是令“智”叹为观止的境界，冯梦龙这种定义的文化
　　成因当然值得深究。而正因为“术”的流行具有广泛深刻的文化原因，所以我们在明代中后期文
　　化中，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流氓人物玩弄天地古今、明哲圣贤于股掌之上的自得，比如阮大铖在
　　其传奇中的描写：
　　小子鲜于佶……为人滑溜，做事精灵，浑身上十万八千根毛孔，孔孔皆是刁钻；一年中三
　　百六十个日头，日日无非游荡。遇著疑难事，只须眼睛眨一眨，就是鬼谷子，也难透（我）一
　　片机关；逢著劣板腔，略把嘴唇掀一掀，饶他孔圣人，早摸他三分头脑。
　　与流氓文化的上述极其普遍的横向泛化相表里的，还有流氓文化在国民心目中被奉为了一
　　种古今最为通行的历史法则，比如我们在明代通俗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的议论：
　　自古有天理到（倒）没饭吃哩！
　　自盘古到今，也有修行的，并不曾见何人做佛，空自吃一世苦；也有作恶的，不曾见谁人
　　落地狱。俗语云：“黑心人倒有马儿骑”--落得快活！
　　一部十七史，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富，该贵的不贵；能文的依马千言，用不着时，几
　　张纸，盖不完的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杆箭，煮不熟饭锅。最是那痴呆懵董，
　　生来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
　　这里用“自盘古到今”、“一部十七史”等等概括，将流氓文化的准则上升为一种贯穿整个历
　　史长河的根本规律，而这种极端病态的国民心理和历史哲学的成熟，当然也是我们叙述过的明
　　代流氓文化的恶性发展之必然的结果。而这种历史哲学的成熟与流氓文化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
　　面覆盖一起，构成了病态国民性格完整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中国皇权社会中的自我毁灭基因，
　　由其初期的“世乱则君子为奸”这种局部和暂时的病态，到中唐至宋代士大夫阶层中最敏感的人
　　物对文化体系危机的月晕知风，再到明代中期以后的这种全社会从上到下、从显性政治行为到
　　隐性国民心理无处幸免的整体性的病入膏肓；而流氓文化的发展蔓延，则是这整体性蜕变中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另外，与“黑心人倒有马儿骑”相似的民间谚语我们还可以随手举出许许多多，比如：
　　神鬼怕恶人；
　　有奶便是娘；
　　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
　　私酒家家有，不犯（王毅注：指不犯到衙门里，即不被捉住）是高手；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
　　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
　　无奸不成商，无谎不成媒；
　　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这类俗谚的大量生成和被现实无数次地印证、以及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日益变得妇孺皆知，
　　是流氓文化泛化并深刻影响国民性格的具体表现和重要路径之一；而明清以后这种俗文化的随
　　处可见，更说明了流氓文化在国民心理中高度普及的趋向。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邦雅曼?贡斯
　　当在分析专制主义在社会心理中的蔓延方式时指出：“有一些格言因为简短而显得精辟。狡猾
　　的人把它们像食物一样抛向人群，愚蠢的人捡起它们，因为它们可以省去他们思考的麻烦，他
　　们重复这些格言，……那些荒唐得令人发笑的主张，就是这样渗入了千万人的头脑，被千万张
　　嘴巴重复着。”而国民心理蜕变的路径在明清以后何以具有如此发达的形态，何以“渗入了千万
　　人的头脑，被千万张嘴巴重复着”，这的确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流氓文化这种强烈反社会、反文化的社会因素，由以前的主要是国民畏葸规避的对象，一
　　步一步发展到明代，成为越来越多的下层人们心目中首肯和艳羡的对象、并借助这种渠道而在
　　整个国民的信仰心理和价值观念体系中深深植根，这种趋向的对中国文化以后的进一步蜕变具
　　有非常大的意义，我们只举一个清代人描写的典型例子--国民如何普遍尊奉“牛二”式的流氓地
　　痞为神明的故事：士人张某在江西分宜县县令手下当幕僚时，恰逢倾城之人云集一处，举行迎
　　神庆典，于是张某也跟着去看热闹。他见以浩浩荡荡的队伍为前导，一乘暖轿抬着神像在满街
　　香烟缭绕中进入了神庙。令张某吃惊的是，这尊神像容貌粗鄙不堪、身穿衙门中的听差服装。
　　只见庙中“牲牷盛设，灯烛辉煌”，神像前跪满了身穿听差服、满口说官话的人，他们祈神保佑
　　的事情竟然是：“伏愿神灵庇佑，上自督抚，下及州县，管门有权，包儿加重”，原来是一群流
　　氓出身的衙役在祈求这位神明保佑他们能够凭借各级衙门的权势而多受贿赂！士人张某闻此吃
　　惊不小，忙问庙中供奉的是何神明。别人告诉他：这位神明就是眼下正充当本县县衙中衙役班
　　头的牛二大爷（王毅注：恰与《水浒》中的泼皮“牛二”同名），大家跪拜的神像也是照他的容
　　貌绘塑的。张某听罢大怒道：“何物狗奴，公然庙祀？”他踏上神座就欲打这“狗奴”之神像的耳
　　光。众人见此大惊，一起把他拉了下来，并将他痛骂一顿：
　　汝颠耶？穷措大读得两行书，动辄腐气。……且人各有主，秀才家祀文昌（神），不过欲
　　祈福荫，侥幸得科第。屠沽儿日市烛帛、拜祷财神座下，亦欲获什倍利，里党称富翁。今吾侪
　　崇奉牛公，亦犹士子之文昌、服贾辈之财神也！何尤焉？
　　这个故事清楚地说明，整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对流氓文化的普遍放任、攀附乃至顶礼膜
　　拜，其根本的原因，仍然在于专制权力体系造成并日益强化着的那种使流氓阶层可以攫取巨大
　　威势和利益的反文化机制。
　　五?四以后，周作人在对国民性的分析中曾反复指出中国国民心理中“流氓鬼”的依然作祟、
　　指出受压迫的国民普遍具有的“便衣皇帝”的文化心理，而这种在饱受专制权力奴役的的同时又
　　秉承着“皇帝气”的病态国民性，其皇帝与奴隶这两极之间的组合剂，主要就是两千年间传承不
　　绝、特别是在明代以后在国民心理中日益蔓延植根的流氓文化。所以阿Ｑ的流氓性，正是由这
　　样的两极性格（“阿Ｑ真能做”与“造他妈妈的反”）而构成的。在这种两极结构的作用下，国民
　　既丧失了自尊自爱，也同时丧失了互尊互爱，而剩下的只是因不断受到“权威社会”刺激而日益
　　弥漫着在社会一切角落的大大小小的苟且和贪欲。这种结果我们不仅在“三言二拍”的无数社会
　　欺诈故事中看得很清楚，而且在明末拟话本中更可以看到其日益恶化的演进趋向。
　　流氓文化在国民性格中的植根，是中国专制社会（特别是明清社会）遗留给以后国人最主
　　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它给中国后来命运带来的惨痛和“走出中世纪”进程的阻力之大，也许是怎
　　样估计都不过分、而偏偏至今人们又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与此相映对的是，近代启蒙主义思
　　想家在论述建立法制制度迫切性的时候，恰恰就是以中国国民的流氓性作为最典型的反面例
　　证，比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孟德斯鸠所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
　　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而这样两种表面上参商相悖的特性是怎样牢牢地在我们的国民性格中组
　　合在一起的，离开了对流氓文化发展原因的认识显然无法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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