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官场腐败早已如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上海城管执法部门近日又给腐败丛生的中国官场，增添了一个新套路。此间舆论沸沸扬扬，称之为“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在上海早已有之。随着越来越多相似的案例浮出水面，这种“钓鱼式执法”迅速演变成为公共话题。上海一个区就发现有千余名疑似执法部门雇佣的职业“钓饵”，两年来仅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多达5000多辆，罚款高达5000多万元。平均每天抓获6辆非法营运车辆，莫非上海交通营运市场真的如此混乱不堪？
白领张军（化名）被闵行区“钓鱼罚款”，愤而起诉，经媒体广为曝光，戳破了上海交通执法的黑幕。张军（化名）是一名每天忙碌于本职工作的普通白领，他想不通，路遇一严重胃痛患者要求搭车救治，好心善举怎成了违法行径？张军“钓鱼罚款”案还没开庭，在浦东新区又发生了被“钓”者孙中界为表清白愤然挥刀砍指的新闻事件。
在舆论谴责面前，上海浦东新区官员矢口否认存在钓鱼执法。在口诛笔伐的舆论问责下，又上演了一幕似曾相识的周老虎式诡辩和陈水扁式硬拗。
姑且不论出面调查公布的是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而被疑“钓鱼执法”的是下属一个执法大队，“钓鱼执法”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这个直接上级下达的，这样的调查无异于脚趾头调查手指头；单就其公布的内容而言，也是疑点重重，避实就虚，难以服众。浦东官方公布的确实是一个事件经过，只是事件中可以公开的那一部分经过。但这个经过，何以能够说明执法中“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公众心中的疑窦依然未解：那个所谓的乘客是什么人？他向孙中界扬招，请求搭车，到底是要做什么，是搭车，还是诱使孙中界将车开到执法点？他要到执法点那儿去做什么，是有什么个人事务，还是配合执法部门的查车行动？他是否知道当晚的执法行动，知道执法部门的“勤务计划”？ 这关键的几个谜团，都还在遮遮掩掩的黑幕之中。
此前的“钓鱼执法”案件，原告无一胜诉。从浦东官方的调查结果看，张军、孙中界们要讨回公道、赢得官司，也一样几无胜券。已正式起诉上海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钓鱼”执法的律师郝劲松，日前给上海市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发出了19封申请函，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信息公开，尤其是罚没金额总额及去向。此举非常及时，让我们看到揭开“钓鱼”执法黑幕的一线希望。
但是否能如愿洞察真相，不容乐观。因为在中国许多党政部门领导看来，出事了捂着盖着欺者瞒着，已经成为一种行政习惯，成为一门领导艺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是正式颁布实施的法律，许多行政部门面对质询，还不是照样黑幕森森、欺瞒搪塞，还不是照样法律监督软弱、新闻监督无门吗？沈阳有关部门对付律师温洪祥要求公开“招待费”时，以“政府机密”、“很敏感”为由拒绝，河南青年王清向当地政府索取政务信息被有些官员指责为间谍，郏啸寅因为在网上“散布流言蜚语”被逮捕，王帅因为发贴揭发当地政府非法征地被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拘留。不知郝劲松律师此次拍案而起，能否拍得上海交通执法黑幕“芝麻开门”呢？
“钓鱼执法”在上海曝光，绝非偶然。“钓鱼执法”不是现在才创造，而是在中国许多城市交通执法中流行已久。不是上海独有，在中国其他省市也同样存在。我在四年前就亲历一个处理“钓鱼执法”事件。那是2005年国庆节期间，我老家浙江永康的一个表弟，从仙居县打电话给我，苦诉他的私车因为涉嫌非法营运被当地交通部门扣留，并通知要交罚款2万元才能取回放行。我一听很纳闷，我表弟是一个本分勤勉的乡下小学老师，怎么干起非法营运的事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事情原委。国庆节放假，他从乡下开着昌河小面包车回城，经过永康汽车西站时，路遇两个中年人拦车，自我介绍是仙居人，是一对夫妻，家里小孩出事了，要紧急赶回仙居。客运班车没有了，能否帮忙送一送。我表弟听了他们哀求的话，心想他们还给300元车费，足够来回油钱和过桥过路费，就答应送他们。谁知车进入仙居境内不久，就在一个途经小镇上被当地交通运管部门拦截。我表弟看到，搭载的中年夫妻和交通执法人员有说有笑，一会就不见了。执法人员开给他一张罚扣单。无论他怎么辩解都无济于事。苦苦哀求无果，只得打电话四处托人。我一听，这不是设陷阱的执法圈套吗？2万元罚款相当于一个乡下小学老师半年工资啊。我当即从杭州驱车赶往仙居。路上，我打电话给省政协秘书处一位朋友，请他帮我找关系疏通仙居县交通局领导，同时还给省委党校一位教授打电话，因为他的学生遍及全省，请他给我联系到车辆克扣所在地的镇党委书记。两个电话都有效。三小时后，我赶到仙居，镇党委书记已经在等候。镇书记说，我已经请你表弟吃饭了，但车子放行要交通局领导批条子。我于是找到交通局领导的家里，无奈送了6条软中华香烟。该局领导说，罚款还是要交一点的，交两千元吧，否则举报人员的奖金没有着落。我想这班人也太毒了，通过关系说情送礼，还是要雁过拔毛。中华烟4000元，加上罚款2000元，平白无辜还是被坑了6000元。但总比罚单2万元，省多了。我对表弟说，认了吧，打官司，耗不起。事后，我与浙江省交通系统一位运管干部提及此事，他告诉我，运管部门都经常这样“钓鱼”的，完不成任务，要扣执法人员的年终奖金，少发福利。很多地方“钓鱼执法”的收入约占四五成呢。
上海“钓鱼执法”事发，勾起了我对这段仙居“钓鱼执法”亲历往事的回忆。作为当事人，面对“钓鱼执法”往往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很多被钓者，一方面被运管部门精心设计进入圈套，被捏着所谓“非法营运”的证据，百口莫辩；另一方面，不愿意为着一二万元罚款与执法部门对簿公堂，民不与官斗，时间精力都耗不起，选择吃亏了事。故此，“钓鱼执法”大行其道，有恃无恐。
“钓鱼执法”可谓是中国行政部门知法犯法、以权谋私、违反行政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不仅在上海存在，而且在全国一些地方也是屡见不鲜。然而，这种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政府官员法律意识淡化，权大于法，依法行政很难落到实处。在这种情况下，牟取部门利益，侵害公共利益的不道德行为就难以避免。“钓鱼执法”的事实，在对执法人员的道德素质提出了深刻质疑的同时，也更使我们痛心地意识到这样一种现实——权力宰制理性，权利吞噬公德。其次，行政人员角色错位。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一样，行政人员在家庭、社区、单位和社会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背后都附带着一系列义务，同时也夹杂着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其结果是行政人员总是处于各种角色产生冲突的尴尬之中。上海运管部门“钓鱼执法”，选择了以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为重的角色，而忽略了以公共利益为重的公共角色。角色选择的错误导致危害公共利益的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最后，行政人员曲解公共利益的含义。在现实中，之所以会出现行政人员凭借公共利益的名义损害真正公共利益的不道德现象，是因为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和界定权均掌握在行政人员手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部门利益总是交错在一起，而对“公共利益”概念界定的模糊不清，则导致了行政人员角色的错位，最终结果是政府出现违背公众利益的失范缺德行为。
中国行政部门失范缺德，并非交通执法一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社会转型时期思想观念多元化、政府职能缺位、权力制约和监管机制不健全、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余毒等因素的影响的制约，目前中国行政道德责任缺失和道德失范现象大量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正形象，严重损害了公众的利益，行政腐败腐蚀着社会肌体，违背了社会公正，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涣散了党心、民心，败坏着社会道德风气，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如果任其发展，后果将不堪设想。
曾几何时，计划生育执法，强搬财产，毁坏住房，株连亲友，用我一位担任过镇长的朋友的话描述，叫“翻墙入室，形同匪类”。 曾几何时，治安罚款定硬任务，罚款优于其他处罚，黄赌毒成为公安摇钱树，以至于坊间讥讽某些地方的公安大楼是“妓女灌的浆，赌棍砌的墙，小偷上的梁，毒鬼粉的墙，强盗住的房。”如今上海爆出“钓鱼执法”事件，其实是交通运管部门长期行政失德的一次曝光。过去计划生育执法，虽然野蛮不堪，但那也还是执法方式的不当；而现在曝光的“钓鱼执法”，则是披着执法外衣的车匪路霸，把违法行为强加在善良公民身上，其性质无异于丧尽天良的抢劫敲诈犯罪。这不仅仅是“公权碰瓷”，破坏社会道德的底线，让公众陷入无人怜恤、不被救济的危险忧虑，更会让社会大众对政府部门离心离德，渐生失望，徒增痛恨。
当下人们对责任政府、道德政府、公信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只有提升行政道德责任才能从根本上引导和控制行政行为,使公共行政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才能赢得公众的支持和拥护。作为一介普通百姓，当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时，采取断指的方式以证清白，这件事发生在法制日益健全的当代中国，除了令人震惊外，难道不也是执政者的一大耻辱吗？
以维护市场为名，行牟取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之实，“钓鱼执法”践踏的是一个国家的行政道德和公民人格，比非法营运本身更令人痛恨和不齿。行政道德是一种关系到国家形象、国民利益和国家法律的高层次的政治道德，对国家前途具有重大的影响。政府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教的老师，无论教好教坏，总在以自己的楷模行为教育整个民族。
警钟已然敲响，执政者怎可再两豆塞耳，一心掩饰呢？
https://unheardwords.com/%e5%a6%82%e4%bd%95%e5%9c%a8telegram%e4%b8%8a%e5%ae%89%e5%85%a8%e5%9c%b0%e6%b7%bb%e5%8a%a0%e9%99%8c%e7%94%9f%e4%ba%ba%e5%b9%b6%e4%bf%9d%e6%8a%a4%e8%87%aa%e5%b7%b1%e7%9a%84%e9%9a%90%e7%a7%81%e8%ae%be/ |
|
发表于 2024-10-30 07:04:29